《21世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提出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本轮税改被称为一种“结构性”改革，与“94税改”相比，其主导思路与改革背景有何不同？

    史耀斌：不同的经济时期，不光是税制改革，其他的任何体制改革都有不同的内涵。

　　1994年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进行的。当时的税收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是规范内资，比如将国有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大中型企业所得税、小型企业所得税合并，同时对流转税从旧式的增值税，变成了新的增值税，取消了对外资的工商统计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税制安排。

　　从1994年到现在，我国还在不断地对1994年奠定的做法进行完善。比如对出口退税率、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用大量税收政策配合宏观调控，应对禽流感、非典等突发事件，都体现出利用税收这个杠杆调控宏观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今年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十一五规划”，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了税收制度改革。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有两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游离于整个世界经济之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发生了很多经济现象，需要税收制度配合。第二是我国的经济已经逐渐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为了优化经济结构，从今年开始切实进行了一些安排。这两点要求税收制度必须改革。

　　另外，建设和谐社会要有科学发展观。信息化社会，特别需要独立自主知识产权，要发展创新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这要求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各个方面的促进，从而对税制提出了挑战。

　　高培勇：比较两次不同的税制改革之间的异同时，主要需要关注它的原则，这是税制改革要实现的目标。上一轮税制改革的指导原则是16个字“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这16个字的意义是颠覆性的。比如“统一税法”，今天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但12年前，它引起的震动很大。另外，所谓“公平税负”，就是不分所有制、国籍、身份，实施一视同仁的税收待遇。倒退十二年，会有人质疑，还要不要限制私有制的发展，还要不要扶持公有制。

　　1994年税改初步搭建起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这次的税制改革提出12字原则都是在技术操作层面。这次改革不是一次颠覆性、总体性的变革，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变革。现在提出的若干个税种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在既有税制的框架之内做局部性的微调。这次税制改革不会引起像上次那样大的社会震动。

　　林双林：1994年税改时，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小，整个预算内收入才占GDP的百分之十二左右。在1994年以前，中央政府也有过多次税制改革，但都没有解决问题。1993年底中央决心改变这种趋势，所以采取了分税制。

　　这次改革的背景是我国税收收入正在不断增长，而且其速度比GDP增长快。首先从效率方面讲，要考虑如何降低税收以提高企业效率，提高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另外要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税改。

　　姚洋：1994年的税改很有必要。此前政府预算内收入很少，主要是靠预算外收入。但在预算外收入方面，地方比中央占的比重大，所以中央所掌握的财政收入比例比较小。另外过去的“财政包干制”不规范，而且地区之间苦乐不均，上海很吃亏，广东很占便宜，1994年税改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次税改的另一成就，就是把八十年代的分权体制制度化了。本次税改，增加公平性是很重要的出发点。例如个税起征点的提高非常必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多的纳税人，包括农民在内，我国大概80%到90%的人都要纳税。印度只有不到5%的人交个人所得税。此外在免除农业税之前，尽管农民交的税绝对数不一定比城里人大，但占收入的比例比城里人高，这是非常不公的一个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