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税收征纳的日常图景中，绝大多数互动是专业、合规的。然而，当权力的指针偶尔发生偏摆，其锋芒往往直接刺痛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税务人员税收业务违法行为处分规定》（税总60号令），正是为了校准这枚指针，为纳税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制度屏障。它不仅仅是一份面向税务系统的内部纪律清单，更是一份递交给全社会的“权力负面清单”和“权利防卫指南”。

本文将穿透法条文本，结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上位法，为您厘清那些直接侵害纳税人权益行为的实质与边界，并赋予您识别与判断的“火眼金睛”。

一、护身符的铭文：60号令中的权利保障核心条款

税总60号令的第三章，如同一份精密的“侵权行为解剖图”。其中多个条款直接对应着纳税人最关切的核心利益：财产权、经营权与人格尊严。

这些条款并非空洞的禁止，而是将《税收征管法》中原则性的纳税人权利，转化为了税务人员不得触碰的具体行为高压线。具体梳理如下表：

二、识别“无形之刃”：两类高风险行为的深度剖析

在诸多侵权行为中，“擅自作出”税收决定与“故意刁难”纳税人，因其隐蔽性和破坏性，尤其值得警惕。

（一）“擅自作出”其实质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背离

行为实质：指税务人员或机关在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情况下，或超越授权范围，私自创设、变更或停止执行税收政策。

判断的三重标尺：

1.“于法无据”：任何增加纳税人义务或剥夺其权益的决定，必须能在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中找到明确、具体的条文依据。如果对方无法出示，即为“擅自”。

2.“范围越界”：例如，将仅适用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优惠，擅自放宽给普通电子装配企业。

3.“程序虚无”：如出口退税的审批、减免税的核准，法律规定了内部层级和流程。个人口头通知“不予办理”，却不出具任何书面审核意见，即涉嫌程序违法。

识别要诀：面对任何令人意外的税负变动，第一反应应是冷静追问：“请问这个决定的具体法律依据是哪一条？”并要求其提供书面说明。

（二）“故意刁难”实质是滥用裁量权的恶意表现

行为实质：指在合法形式掩护下，通过设置不必要障碍、差异化对待或消极不作为等方式，达到为难、胁迫或报复纳税人的目的。

判断的关键特征：

要求“不可能”的材料：要求提供与事项无关、早已灭失或根本不属于纳税人掌控范围的证明。

上演“巡回审查”：对已按要求补正的材料，每次都以新的、琐碎的理由驳回，问题永无止境。

进行“差别对待”：在同等条件下，对A纳税人正常快速办理，对B纳税人则百般挑剔、无故拖延。

流露“报复性关联”：在纳税人依法投诉、检举后，其原本正常的办税流程突然变得“困难重重”。

识别要诀：关键在于对比与记录。留意同等情况下其他纳税人的办理情况，并完整记录自身被对待的过程、次数、理由和人员态度。孤立事件或许难以定性，但形成逻辑清晰的证据链后，“故意”便无所遁形。

三、锻造你的“护身符”：从识别到行动的自助指南

识别侵权行为只是第一步，有效应对才能将60号令的文本力量，转化为守护自身权益的现实武器。

第一步：证据固化——构建你的“事实堡垒”

在任何对抗性情境中，证据是第一位的。请系统性地保留：

书面证据：所有税务文书、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沟通函件。

电子证据：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的记录、电子邮件、合法录制的沟通音频（注意当地法规对录音告知的要求）。

过程证据：详细的工作日志，记录每次接触的时间、地点、人员、谈话要点及对方要求。

第二步：路径选择——启动你的“救济程序”

根据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选择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针对“擅自作出”等具体行政行为：例如，面对一纸没有法律依据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最直接的武器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上级机关或司法机关，直接撤销该违法决定。

针对“故意刁难”等作风与违纪问题：在通过复议诉讼纠正结果的同时，应整理相关证据，向该税务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或其上级机关督察内审部门进行实名举报。60号令的存在，使得这类举报的受理与查处有章可循，且第二十五条明文禁止打击报复，是你的“举报护盾”。

第三步：专业赋能——善用你的“外部智囊”

在复杂案件中，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能提供专业法律意见，更能以中立第三方身份，帮助你更规范、更有力地与税务机关沟通，代你行使法律程序。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税收征纳关系正在从单向的管理与被管理，转向基于法律框架的互动与制衡。税总60号令的出台，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注脚。

它郑重宣告，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再是基于税务人员的道德自律或恩赐，而是由国家强制性的纪律处分规定所背书的法定权利。

从此，面对权力可能的越界，纳税人可以更有底气地指认：“此行为，于法无据，于规不容。”这份识别与判断的能力，加上依法行动的权利，共同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纳税人最坚硬、最值得信赖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