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对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结果就是，金融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

　　第二节：中国梦分析

　　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的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