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省委书记胡昌升多次强调，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以大开发促进大发展”，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这一重大战略布局不仅为甘肃企业“走出去”指明了方向，也对税收专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理解省委战略意图，精准对接企业跨境涉税需求，是推动甘肃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一、省委重大战略布局的核心内涵：以开放为引领，构建“六维协同”发展体系

省委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局，始终围绕“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核心目标，形成了系统完整、重点突出的“六强”行动框架，为企业“走出去”搭建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一）以“强平台”夯实开放载体，打造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

胡昌升书记在调研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各类开放平台，一体做好‘建管用’文章”。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兰州和天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被赋予核心使命：兰州新区综保区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拓展保税加工、物流分拨等业态，为企业提供“境内关外”的税收优惠和通关便利；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则聚焦“提质增效”，助力企业打通面向中亚、欧洲的线上贸易通道。这些平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政策红利的集成，为企业降低跨境运营成本、规避税务风险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以“强物流”畅通开放通道，破解企业“走出去”的“运输瓶颈”

国际物流效率直接影响企业跨境贸易的税务成本和资金周转。省委强调要“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稳定运营，打造‘空中丝绸之路’”，通过中欧班列加密图定班次、发展多式联运，构建“陆海天网一体化”交通网络。对企业而言，物流通道的畅通意味着原材料进口、成品出口的流转周期缩短，可减少因滞留产生的仓储税、滞期费等额外支出，同时通过规范的物流单证支撑跨境税收抵扣，降低税务合规风险。

（三）以“强产业”培育开放动能，筑牢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根基”

“贸产融合”是省委战略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甘肃鼓励企业“稳步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规模”，推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通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形成“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这一布局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既要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也要结合中亚国家的资源禀赋（如哈萨克斯坦的能源、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优化产能布局，而税收政策的适配性（如产业税收优惠、跨境所得计税规则）是产业协同的关键纽带。

（四）以“强企业”激活开放主体，培育“走出去”的“主力军”

企业是“走出去”的核心载体。省委明确提出“开展外贸主体引育行动”，支持华天科技、大弓农化等本土企业壮大，同时招引加工贸易、跨境电商领域的优质企业。对这些企业而言，从“本土经营”到“跨国运营”的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跨境税务规则的差异——如何利用中哈税收协定降低股息预提税？如何在吉尔吉斯斯坦自由经济区享受免税政策？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亟需专业化税收服务支撑。

（五）以“强合作”拓展开放格局，拓宽企业“走出去”的“朋友圈”

深化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要义。省委强调要“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尤其在中亚市场，甘肃企业已在能源开发、农业加工等领域形成合作基础。税收合作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双边税收协定的执行、跨境税务争议的解决，还是OECD“双支柱”等国际规则的适应，都需要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协同发力，为合作项目提供稳定的税收预期。

（六）以“强保障”优化开放环境，构建“走出去”的“安全网”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省委的明确要求，其中税收保障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行动，甘肃正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强化金融对跨境企业的支持，同时健全“人才引育、风险防控”机制。对企业而言，稳定的税收环境意味着更低的合规成本，而专业的风险防控服务（如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准备、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应对）能有效避免“走出去”过程中的税务稽查风险。

二、企业“走出去”的涉税专业需求：从合规到筹划，覆盖全链条跨境运营

甘肃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中亚国家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国际规则的多变性，使企业面临多重涉税挑战，其需求呈现出“全流程、多维度、高专业”的特点。

（一）跨境投资的税务架构设计需求

企业在中亚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时，首要面临“投资架构如何设计才能降低整体税负”的问题。例如，赴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企业，若直接以境内公司名义出资，股息汇回时需按中哈协定缴纳5%的预提税；但若通过荷兰中间控股公司中转，可利用荷兰与哈萨克斯坦的协定享受股息零预提税优惠。然而，架构设计需兼顾“受益所有人”认定、反避税规则（如BEPS“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等要求，企业亟需专业机构提供定制化方案。

（二）税收协定的精准应用需求

中国与中亚五国均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但不同国家的条款差异显著：中哈协定将利息预提税降至5%，而中吉协定仍为10%；塔吉克斯坦对特许权使用费的协定税率仅为8%，乌兹别克斯坦则为10%。企业在开展跨境支付（如支付股息、利息、技术使用费）时，需准确判断所得性质、申请协定待遇所需资料（如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避免因操作不当多缴税款。例如，甘肃某能源企业在土库曼斯坦的项目，因未及时提交“受益所有人”证明，导致股息汇回时被按15%而非协定5%的税率扣缴，造成额外税负（详见上期《甘肃与中亚国家投资优势与走出去应关注的税收事项》相关内容）。

（三）跨境交易的合规风险管理需求

中亚国家的反避税监管日益严格，哈萨克斯坦对关联交易偏离市场价20%以上即启动调查，吉尔吉斯斯坦要求外资企业留存10年的交易单证。企业面临三重合规风险：一是转让定价风险，关联企业间的货物购销、服务提供需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否则可能被税务机关调整补税；二是常设机构风险，境外工程项目若工期超过12个月、服务类项目人员停留超183天，可能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并就地缴税；三是信息披露风险，OECD“通用报告标准”（CRS）要求中亚国家与中国交换企业金融账户信息，企业需确保境外收入申报完整。

（四）税收优惠的最大化享受需求

中亚国家为吸引外资推出大量税收优惠，如乌兹别克斯坦自由经济区企业可享受10年免税，吉尔吉斯斯坦高科技园区免征增值税。但优惠政策往往附带条件：乌兹别克斯坦要求企业投资强度不低于100万美元，塔吉克斯坦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免税需满足“出口额占比超70%”。企业需精准把握政策细节，例如甘肃某纺织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设厂时，因未满足“本地雇佣率不低于80%”的要求，导致无法享受增值税免税，增加了运营成本。

（五）国际税务争议的应对需求

跨境投资中，税务争议难以避免。可能是与当地税务机关对“常设机构”认定存在分歧，也可能是因税收协定解释差异导致双重征税。例如，甘肃某建筑企业在塔吉克斯坦的公路项目，被当地税务机关认定为“常设机构”要求补税，而企业认为项目工期未达12个月不应缴税。此时，企业需要专业服务协助启动相互协商程序（MAP），通过中国税务总局与对方税务当局的双边磋商解决争议，避免双重征税。

三、构建税收专业化服务体系：以精准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对接省委战略布局和企业涉税需求，需构建“政府引导、中介支撑、企业参与”的税收专业化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支持。

（一）强化政府层面的政策供给与协同

税务部门应将税收服务融入省委“强保障”行动：一是编制《中亚国家税收指南》，系统梳理各国税制、协定优惠、合规要求，结合甘肃企业投资重点领域（如能源、农业）提供“行业税务指引”；二是建立“跨境税务服务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协定待遇适用辅导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深化国际税收合作，与中亚国家税务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联合开展反避税调查、税务争议调解，降低企业跨境维权成本。

（二）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支撑作用

方正税务师将全力聚焦企业需求，提供三类核心服务：一是跨境税务筹划，结合中亚国家税制特点设计投资架构，如利用土库曼斯坦自由经济区优惠降低初期税负；二是合规管理服务，协助企业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申报境外所得，应对CRS信息交换；三是政策跟踪服务，实时更新中亚国家税制改革动态（如乌兹别克斯坦2025年税制调整），为企业调整策略提供依据。

（三）提升企业自身的税务管理能力

企业应将税务管理纳入“走出去”战略规划：一是建立跨境税务内控机制，在财务部门设置国际税务岗，负责境外税收政策研究和合规申报；二是加强与本土税务机关的沟通，在重大投资决策前咨询税收影响（如赴哈萨克斯坦设立子公司的股息汇回税负）；三是积极参与税务培训，借助税务机关、行业协会组织的“一带一路税收沙龙”，学习实操案例（如中哈协定应用实例），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省委“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为甘肃企业“走出去”描绘了广阔蓝图，而税收专业化服务是确保企业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唯有深刻理解战略内涵、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才能将税收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推动甘肃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