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步伐持续加快，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涉及能源、基建、制造等多个领域。但沿线65个国家（地区）税制差异显著，居民身份判定、所得来源地认定等规则各不相同，国际重复征税成为制约企业跨境经营的突出痛点。本文结合国际税收规范与实践经验，探讨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税收筹划的必要性、重复征税的成因与影响，以及具体规避路径。

一、走出去企业做好国际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国际税收筹划并非简单的“避税”，而是基于国际税收规则的合规性成本管控与风险防范行为，对“一带一路”沿线经营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降低跨境经营成本，守护利润空间

税收是企业跨境经营的刚性成本，而国际重复征税直接导致同一笔所得被多国课征，显著侵蚀利润。例如，我国某工程机械企业在东南亚子公司缴纳20%企业所得税后，将利润以股息形式汇回国内时，若未享受税收协定优惠，需在国内补缴10%~25%的企业所得税，双重税负可吞噬近40%的税后利润。通过合规筹划适用协定优惠税率，可将综合税负降至25%以下，直接提升盈利水平。

（二）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竞争激烈，不仅面临当地企业竞争，还需应对欧美跨国公司的冲击。税收成本的差异直接影响产品定价与市场份额。若我国企业因重复征税承担更高税负，在招投标、价格谈判中将处于劣势；而通过精准筹划实现税负合理化，可在保持盈利的同时降低报价，提升市场渗透率。

（三）防范跨境税务合规风险

沿线国家税制复杂性远超国内，部分国家存在税收政策不稳定、征管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例如，中亚某国曾突然调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率，且未明确过渡期政策，导致我国某基建企业额外增加税负千万元。提前开展税收筹划，可预判税制差异与政策变动风险，避免因税务违规面临罚款、滞纳金甚至经营许可受限等后果。

（四）保障资金流稳定运转

跨境经营对资金流动性要求极高，重复征税导致企业资金被提前占用或超额支出。尤其是工程类企业，项目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若在东道国预缴高额税款且无法在国内及时抵免，将加剧现金流压力。税收筹划可通过合理安排纳税时点、申请税收抵免等方式，优化资金配置效率。

二、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根源

根据国际税收基本理论，重复征税的核心诱因是国家间税收管辖权的重叠与规则冲突，结合“一带一路”场景，具体可分为三类成因。

（一）税收管辖权的跨境重叠

这是重复征税最主要的成因，分为相同管辖权重叠与不同管辖权重叠两种情形。

1.不同税收管辖权重叠：世界上多数国家同时实行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不例外。我国企业作为中国税收居民，其全球所得需向中国缴税；而在东道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又需依据地域管辖权向当地缴税，形成“居民管辖权+地域管辖权”的重叠。例如，我国某光伏企业在中东某国设立项目公司，其经营利润既需在当地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又需并入我国总公司所得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天然形成双重征税。

2.相同税收管辖权重叠：源于各国判定标准的冲突。在居民管辖权方面，我国采用“注册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而东南亚部分国家仅采用注册地标准，导致同一企业可能被两国同时认定为居民企业。在地域管辖权方面，我国对经营所得采用常设机构标准，而东欧某国采用交易地点标准，同一笔货物销售利润可能被两国同时认定为境内所得。

（二）税制规则差异与协调缺失

沿线国家税法对收入确认、费用扣除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我国允许企业税前扣除研发费用的75%，但南亚某国不允许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我国对非居民企业利息支出实行限额扣除，而西亚某国则全额允许扣除。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同一笔费用在两国均无法抵扣，或同一笔收入在两国均需缴税。此外，部分沿线国家未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缺乏争议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剧重复征税风险。

（三）关联交易定价争议引发的经济性重复征税

我国“走出去”企业多通过母子公司、总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关联交易频繁。若东道国税务机关认为关联交易定价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会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并补征税款；而我国税务机关可能不认可该调整，要求企业就原所得缴税，形成经济性重复征税。例如，我国某汽车零部件企业向东南亚子公司销售配件，东道国认为定价过高调增子公司利润，我国税务机关则按原价格确认母公司收入，导致同一笔利润被两国征税。

三、国际重复征税对企业的多重影响

国际重复征税不仅直接增加税负，更对企业跨境经营的财务、运营与战略层面产生连锁冲击。

（一）财务层面：利润侵蚀与现金流承压

双重征税直接导致企业税后利润缩水，削弱再投资能力。以股息分配为例，若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缴纳25%企业所得税，汇回国内时按10%缴纳预提所得税（无协定情况下），综合税负达32.5%，较单一税负增加7.5个百分点。对于利润率约10%的制造业企业，这意味着近80%的利润被税收吞噬。同时，预缴税款、超额缴税导致资金占用增加，部分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被迫暂停海外项目。

（二）运营层面：合规成本攀升与决策受限

为应对多国税务合规要求，企业需聘请当地税务顾问、建立多套账务体系，合规成本显著增加。某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有12个项目，每年税务合规支出超千万元。更严重的是，重复征税风险会干扰经营决策：企业可能因担心常设机构构成引发双重征税，放弃在东道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因劳务所得征税规则模糊，不敢外派技术人员提供服务，影响项目推进效率。

（三）战略层面：制约海外布局与全球化进程

长期的重复征税压力会降低企业海外投资意愿。据商务部调研，近30%的中小企业因税务成本过高，放弃“一带一路”市场机会。对于大型企业，重复征税会扭曲全球资源配置：为规避税负，企业可能将生产基地设在税制宽松但物流成本高的国家，导致整体运营效率下降。若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将影响我国企业深度融入沿线产业链供应链的进程。

四、运用国际税收规范规避重复征税的实践路径

国际社会通过《经合组织范本》《联合国范本》及双边税收协定形成了成熟的规范体系，我国企业可依托这些规则，结合国内税法实现精准规避。

（一）依托双边税收协定，化解管辖权冲突

我国已与10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签订税收协定，这些协定是规避重复征税的核心工具，企业需重点运用两类规则：

1.明确税收居民身份，避免双重居民管辖权：当企业被两国同时认定为居民时，可依据协定“加比规则”或协商机制确定单一居民身份。对于自然人，按“长期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住所→国籍”的顺序判定；对于法人，我国与多数国家约定通过主管当局协商解决，如中美、中加协定均明确法人居民身份由双方协商确定。企业应主动向税务机关提交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经营活动重心等证明材料，申请确认居民身份归属。

2.约束地域管辖权，合理划分征税权：根据所得类型适用不同规范，精准控制地域管辖权风险。

经营所得：依据“常设机构标准”，仅当企业在东道国构成常设机构时，当地才有征税权。我国与沿线国家协定多规定，劳务型常设机构需满足“12个月内累计停留超183天”。企业可通过拆分项目周期、轮换人员等方式控制停留时间，如某建筑企业将东南亚项目拆分为两个6个月的阶段，避免构成常设机构。

投资所得：利用协定限制预提税税率。我国与多数国家约定股息、利息预提税税率为10%，与新加坡、博茨瓦纳等国约定股息税率低至5%。企业需确认“受益所有人”身份，如我国某能源企业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持股东南亚项目，享受中新协定5%的股息预提税优惠，较无协定情况节省50%税款。

财产所得：不动产所得由所在国征税，动产转让收益多由居民国征税。企业处置海外资产时，需提前依据协定判断征税权，如转让东道国不动产需在当地缴税，而转让设备等动产可回国内缴税，避免双重课征。

（二）运用国内税法配套制度，实现税额抵免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制度，可对冲东道国已缴税款。直接抵免适用于分支机构所得税及预提税，企业需留存完税凭证，在国内申报时抵扣；间接抵免适用于子公司已缴税款，当我国企业直接持股子公司20%以上时，可抵免子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例如，我国某家电企业持股欧洲子公司30%，子公司缴纳15%企业所得税后，母公司可将子公司已缴税款按持股比例计入抵免额，减少国内应纳税额。

（三）强化跨境税务管理，防范筹划风险

1.建立专业税务团队：配备熟悉国际税收规则与沿线国家税制的人员，定期开展税法培训，重点关注协定修订动态，如我国与阿根廷2018年修订的协定新增“协商确定居民身份”条款，企业需及时调整筹划方案。

2.规范关联交易定价：按独立交易原则制定转让价格，留存交易合同、定价依据等资料；主动与税务机关签订预约定价安排，提前锁定关联交易税务处理方式，避免事后调整引发的重复征税。

3.加强税务争议协调：当与东道国产生税务争议时，可依据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向我国税务机关申请启动双边协商。例如，我国某基建企业在非洲某国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并补税，通过申请相互协商，最终达成退税协议，挽回损失800万元。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企业开辟了广阔市场，但国际重复征税的“拦路虎”不容忽视。做好国际税收筹划既是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也是实现跨境合规经营的必然要求。企业应充分依托双边税收协定与国际税收规范，结合国内税法工具，建立“事前筹划、事中管控、事后争议解决”的全流程税务管理体系。同时，借助税务机关、专业机构的支持，精准应对税制差异与规则冲突，让税收筹划成为“走出去”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