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既有总体水平问题，也有结构性差异，不能忽略具体项目和负担对象。

　　■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最近在媒体上撰文披露，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是用一定时期（比如一年）政府集中的税收总量或税收和非税收入总量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测算。经合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通常用此方法测算不同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

　　在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中，中国的数据为2007年。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而国内有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对此，肖捷以为，这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必须指出的是，用政府集中的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占同期实现的GDP比例来衡量宏观税负水平，虽然是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常用的比较方法，但仍然有其局限性。”肖捷说。

　　肖捷列举了两个理由:

　　首先，国家间财政制度安排上的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税负比较的公正性。由于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分别体现了本国执政当局的治国策略和管理思想，即使是方向一致的政策主张，也可能会在操作层面作出不同的规定，并影响到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例如，基于某种政策意图，政府对企业或公民的财政支持，既可以实行税收减免方式，也可以采取资金补助形式。实行前一种方式，政府集中的税收减少；采取后一种形式，并不影响政府集中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会相应高于前者。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为减少税收漏洞，一般都控制实施减免税政策，采用由预算安排资金补助。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为吸引资本流入，鼓励某些行业或区域发展，对企业实施不同形式的税收优惠。如果是采取税收减免方式，将直接减少收入；如果是实行税收先征后返，即将税收先缴入国库，再通过预算支出安排，将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收返还给纳税人，名义上统计入库的税收没有减少，但这部分收入并没有实际形成公共财政资源。

　　其次，统计数据的非一致性，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税负比较的合理性。尽管IMF对政府收入的构成及分类做了界定和说明，然而，囿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无法区分不同国家在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统计上的具体差别。根据IMF的分类，政府各类收入中，包括税收、社会保险缴款、捐赠收入、其他收入。税收虽然是各国收入中共有的项目，但是，存在着上述不同制度安排出现的迥异结果的影响，进行项目间的调整，也难以保证各国数据口径完全一致；社会保险缴款反映了不同国家养老等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差别，以税收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国家，这项收入很少或不存在，而以非税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国家，这项收入规模较大。譬如，欧盟一些国家虽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30%，但社会保险缴款一般都超过10%.这也表明，尽管税收是构成宏观税负的主体，非税收入负担也同样需要关注；捐赠收入所占比重不大，尤其来自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赠与收入，与本国创造的GDP并无关联；其他收入，包括各种财产性收入、出售商品和服务收入，以及罚金和罚没收入等，各个国家多寡不一，有的国家财产性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也有一些国家这项收入缺失。另外，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政府提供的某些服务（如办理证照等），由受益者负担成本费用，并不增加非受益者负担。

　　肖捷认为，虽然用政府集中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测算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局限性，但仍具有参考意义，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税负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宏观税负既有总体水平问题，也有结构性差异，不能忽略具体项目和负担对象。宏观税负水平高，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统筹支配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多，非税收入的许多项目具有特定用途，政府无法转移使用（比如，社会保险缴款只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中国土地出让收入等也属于这类情况）。宏观税负水平低，也并不表示政府使用的财力资源一定就少，政府可能还有其他融资方式（比如，政府发行公债等）。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

　　延伸阅读---------------

　　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9）》所列的数据相对齐全的47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的资料（该年鉴在有关条目下列出了1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59个国家和地区基本数据缺失，2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未及时更新，年份不可比），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下：

　　23个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塞浦路斯、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以色列、挪威、新加坡、瑞典、马耳他、英国、美国，以下简称“发达国家”）平均为27.7%，最高为47.1%，最低为14.6%。

　　24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毛里求斯、摩洛哥、南非、马尔代夫、泰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蒙古、俄罗斯、乌克兰、智利、洪都拉斯、秘鲁、澳门，以下简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22.7%，最高为37.7%，最低为16%。

　　按包含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等在内计算的宏观税负，发达国家平均为43.3%（其中，社会保险缴款占10.4%），最高为58.7%，最低为2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为35.6%（其中，社会保险缴款占6.9%），最高为52%，最低为21%。

　　相比之下，在这47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按税收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履行职能范围决定的；按税收和政府非税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发达国家平均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出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发达国家社会保险缴款等规模要超过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