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问题，是一个讨论了近十年的政策话题，如今似乎已经尘埃落定。虽然仍有不同意见，却好像局限在部门之间，是某些政府部门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而反对并轨，而专家和媒体的意见则几乎是一边倒：当然要“并轨”了！不管是从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增加国家税收角度，并轨都是必要的、必须的、迫切的。但笔者仍然以为，关于“并轨”问题的讨论，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并没有搞清楚其中至关重要的若干问题，所以即使“并”了，也不见得就能达到预想的目的，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扭曲我国的税制结构，掩盖或者固化现行税制中不合理的某些东西，就连最为“并轨”论者强调的、最基本的“公平”问题，也可能实现不了，反而可能生出新的不平等。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最简单、最直接、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有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笔者自然不会反对公平竞争，且一直极力鼓吹通过扩大开放、政企分开、国企改革等方式，实现公平竞争。但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忽略一个基本前提：我们是否已经建立、或者说初步建立了一个各种所有制企业可能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虽然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也正在逐步趋于弱化，但不可否认，还远没到已经完全取消的程度，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不同企业的差别待遇，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那么，问题就来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是否“现在”并轨最有助于公平竞争？或者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一致，是不同企业不同待遇的结果还是原因？是由于制度性的企业条件的不平等、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还是对外企的税收优惠，导致了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对外资企业的优惠(以前还有进口关税、增值税减免等)，是为了弥补我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时至今日，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企业(包括内外资之间、国企民企之间)的公平竞争，缺乏成熟的制度基础，因而才形成了动态性的“相对”公平竞争政策和环境。

　　所谓“相对公平”，指的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方面，待遇有差别，从单一方面的绝对角度来看是不公平的，但总体来看，却又是“相对”公平的。

　　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取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度，而不是单一的某项政策的一致。

　　笔者可以断言，国企、民企的平等待遇实现以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待遇公平竞争，也就不在话下了。笔者强调的是“先取消歧视待遇，再取消优惠政策”，意正在此。

　　反之，若仅仅取消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不同企业的公平竞争依然无法实现，甚至矛盾还有可能加剧。

　　这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外资对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竞争和规则的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保持和扩大吸收外资规模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有人认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取消后，即使减少几十亿美元也无所谓，甚至可以借机挤出投资资本。

　　但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我国经验一再表明，真正挤出的恐怕不是投机资本(本就偷漏税了还在乎税率高低吗？)，而是我们最需要的资本。

　　何况，对我国市场经济推进的负面影响，更不是看得见的几十亿美元所能衡量的。

　　这似乎是个“黑色幽默”的“二十二条军规”：保持对外企的优惠，会造成内外资企业名义上的不公平竞争，但却可能有助于实质性的公平竞争；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名义上平等了，却可能造成实际上更大的不平等；建立规则可能是破坏规则；破坏规则反而是在促成规则。

　　实际上，说到“公平竞争”，还有一个问题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并不低。

　　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的巨大差别，早已人所共知，都是摆在桌面上的事情，拿名义税率做论据没有多大意义。实际考察内外资的各方面待遇，真实情况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外资“优惠多多”。在国家政策明文规定里，优惠政策也就是企业所得税这一项了，即权威部门说的低十二、三个百分点。至于各地政府或明或暗、或合法或违规的优惠，已经不单单针对外资，对内资也如此，难以作为普遍的内外资待遇不平等的理由。

　　外资企业税负情况到底如何，下列数据可见一斑：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资料，外资企业纳税，已占我国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增值税约占四分之一，企业所得税约五分之一，消费税和营业税约十分之一强。

　　无论从外资在我国经营性资产(粗略估算有20多万亿元，其中国有就10多万亿元，而外资约3~4万亿元，占15%左右)中所占比重，还是从增加值(约占不到15%)、销售额(约10%)等所占比重看，外企的实际税负其实并不低。其中，有税收结构原因(增值税占大头，而企业所得税占比重很低)、有税收征管原因(对外企税收征管更得力)，也有纳税主体原因(外企财务制度规范和纳税意识强于内资企业)。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并轨或不并轨，虽然只是税收管理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却不能不与整个税制的改革配合进行。最重要的是，应该重新考虑合适的税率水平，以及税收的合理、合法、规范、透明使用。

　　不可不察的是，我国企业现在的税负水平确实较高，高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的偷漏税。面对偷税漏税，企业确实应该受到指责，但也应看到，生存是企业的本能，如果照章纳税后一定会亏损，企业选择偷税漏税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正是因为企业偷税漏税的存在，17%的增值税，实际征收只有7%左右；33%的企业所得税，实际收上来的也就百分之十几。而如果将名义税率降低，同时加大征税力度和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则降低税率不但不会降低国家财产收入，还可能会改变相当一些企业偷税漏税的恶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好企业。

　　也有人认为，“定17%才收7%，再低了恐怕连7%也收不到。”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怕就不好讨论了。

　　这样看来，最优方案应该是通过降低内资企业税率，实现两税并轨。

　　从政策设计角度看，所得税并轨若靠提高外资企业税率来实现，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已经成立的企业怎么办？过渡期是3年5年，还是按企业的经营期限算？其中可能发生的规避行为怎么办？

　　有人说会平稳过渡，或许是忘了1995年取消对外资企业进口关税增值税减免优惠，所引发的剧烈震荡，最后有关政策一再调整，仅过渡期就改了多次，结果是政府威信受损，外商投资也受到严重抑制，在当时全球跨国投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连续多年下降，一直到2001年后才开始复苏。

　　但若配合税制改革，税率就低不就高，则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同时再辅以产业和地区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一个科学、稳定、合理的税制，或将就此诞生。

　　总之，笔者并非反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关键在于何时并、怎么并。如果本着降低税负、规范税制、科学征管的原则，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改革，在不提高外资企业税率的前提下，降低内资企业税率，则这种并轨水到渠成，皆大欢喜—笔者认为这是最优方案；要么等国内制度环境更加完善，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有了良好制度平台，那时提高外资企业税率，实现并轨也可以接受，算是次优方案；而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在现有税制基础上，提高外资企业税率实现并轨，那么对内对外都不见得是好事情，属最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