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某生物技术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以豆粕为原材料生产蛋白质粉。2017年至2021年间，某甲公司将购进的低温柔食用豆粕作为农产品，累计加计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2,103,082.04元，并相应少缴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2022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平潮税务分局（以下简称“平潮分局”）接上级推送的风险任务后开展应对，经风险提醒、税务检查、约谈、集体审议等程序，认定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不属于可加计抵扣的农产品范围。2023年10月20日，平潮分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追缴上述税款合计约250余万元，并从各期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某甲公司不服，向通州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某甲公司上诉至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2月27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苏06行终522号行政判决，部分改判：维持追缴税款的认定，但将滞纳金起算点从各期税款原缴纳期限届满次日统一变更为2023年8月12日（即《纳税评估税务事项通知书》确定的自行补正期限届满次日），同时撤销一审判决和复议决定。

二、案件核心争议焦点

（一）平潮分局是否具有法定职权

某甲公司主张：平潮分局是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职权；且本案补缴税款200余万元，属于重大税务案件，应由上级税务机关管辖。

税务机关答辩：平潮分局系《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具有独立征税职权。根据苏税函〔2021〕109号文，重大税务案件标准为查补税款500万元以上，本案未达标准。

（二）豆粕是否属于农产品，能否加计抵扣

某甲公司主张：其购进的是低温食用豆粕，属于《食用农产品范围注释》中的“油料饼粕、豆饼”，财税〔2001〕30号文规定的“饲料豆粕”不适用于食用豆粕。

税务机关答辩：财税〔2001〕30号文和国税函〔2010〕75号文明确定“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财税〔2017〕37号文附件中农产品范围未列明豆粕，饲料范围明确列明了豆粕，无论用途如何均归入饲料税目。

（三）滞纳金应从何时起算

某甲公司主张：因政策规定不明导致理解偏差，主观无过错；2017年起即向税务机关申报，五年间税务机关从未异议，已形成合理信赖，不应承担近六年滞纳金。

税务机关主张：滞纳金具有法定性，只要存在欠缴税款事实即应加收，无需考察主观过错。

三、法院裁判观点

（一）平潮分局具有法定职权

平潮分局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税务分局”，系经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本案补缴税款约200余万元，低于苏税函〔2021〕109号规定的500万元标准，不属于重大税务案件，平潮分局具有管辖权。

（二）豆粕不属于农产品，不适用加计抵扣政策

法院从三个层次分析：

1.某甲公司购进的货物是豆粕。上诉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增值税发票均明确货物为“低温食用豆粕”，低温豆粕只是豆粕的种类之一。

2.豆粕不属于税法意义上的农产品。《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财税字〔1995〕52号）未将豆粕列入农产品范围。初级农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经简单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豆粕是大豆经“溶剂浸出法”制油后的加工副产物，已改变原有形态。

3.豆粕在税法上归入“饲料”项目。财税〔2001〕30号文和国税函〔2010〕75号文已将豆粕明确为“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财税〔2017〕37号文附件中农产品项下未列明豆粕，饲料项下明确列明豆粕。税法将豆粕归入饲料税目，不因具体用途而改变。产品用途不是税收征管的课税要素，若按用途分类征税缺乏可操作性，不符合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

结论：追缴税款合法有据。

（三）滞纳金起算时间的调整——本案核心亮点

法院对滞纳金的属性及加收条件作出了突破性认定：

1.滞纳金具有惩罚性质。日万分之五（年化约18.25%）远高于正常利息水平，滞纳金带有惩戒性质，在作出惩戒性不利金钱给付处理时应当考量主观过错。

2.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存在过错时才应受惩罚。法院援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论证“无过不罚、罚当其过”是法律责任追究的核心要义。行政机关实施惩戒性不利处分时，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加收滞纳金应以纳税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

3.本案中某甲公司不存在主观过错。法院从三个方面认定：

（1）法律规范指引不明导致误读。财税〔2001〕30号文、国税函〔2010〕75号文表述为“豆粕属于征收增值税的饲料产品”，一般认知主体均可能限于文字表面理解，将豆粕限定为“饲料豆粕”。国税函〔2010〕75号文自身承认“各地对粕类产品征免增值税政策存在理解不一致的问题”。南通地区仅某甲公司一家面临此问题，无先例可循。税务机关自身对相关文件的认知也逐步清晰，风险应对和复议过程中多次向上级请示。

（2）税务机关对某甲公司的反驳意见未予充分考虑。某甲公司多次提交书面说明，详细阐明对政策的理解，平潮分局却“置之不理”，仅以欠缴税款状态即要求承担全部滞纳金责任，法院认定“过于轻率和武断”。

（3）税务机关自身存在监管过失。某甲公司早在2017年即提交加计抵扣申报，平潮分局五年间未提出异议，致使某甲公司产生合理信赖。如及时发现问题，便不会造成长期欠税引发的高额滞纳金。

4.滞纳金起算点的确定。在平潮分局作出《纳税评估税务事项通知书》（2023年7月27日）前，税款数额尚未正式确定，某甲公司主观上不具有可归责性。但在税务机关发出内容明确的自行补正通知后，某甲公司对权利义务已经明知，未在规定期限（2023年8月11日）内缴款，过错明显，应承担相应滞纳金责任。

最终判决：滞纳金起算点调整为2023年8月12日，而非2017年各期税款原缴纳期限届满次日。

四、法律规则深度解析

（一）滞纳金法律属性的再认识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贡献在于对税收滞纳金属性的司法辨析：

法院明确采纳惩罚说，认定滞纳金不同于利息，其高比例（日万分之五）决定了惩戒属性，惩戒应以可谴责性为前提。

（二）主观过错的认定规则

法院系统构建了认定规则：

1.推定规则：税务机关可根据欠税事实推定纳税人存在主观过错

2.反驳规则：纳税人可提出反驳，理由成立的则推定不成立

可成立的反驳理由包括：政策规定模糊、无先例可循、税务机关长期默示许可、根据税务机关指导行事、税务机关自身认知逐步清晰等。

（三）税务机关的监管责任

法院援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指出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职责。纳税人客观上对税务机关具有信任感和服从性。税务机关长期未履行监管职责，不得将由此造成的后果完全归咎于纳税人。

五、本案的典型意义与实务启示

（一）对纳税人的启示

1.政策理解有误≠必然承担全部滞纳金。如政策存在歧义、纳税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可能支持减免部分滞纳金。

2.善用“主观无过错”抗辩。可从政策是否明确、是否有先例、税务机关是否长期默示、是否根据税务机关指导行事等角度举证。

3.重视沟通过程的证据留存。书面说明材料、异议函等应妥善存档，成为证明“主观上不具有可归责性”的重要依据。

（二）对税务机关的警示

1.及时履行监管职责。发现申报异常应及时核查，避免“默许在前、重罚在后”。

2.重视纳税人的反驳意见。对纳税人提交的书面说明应逐一审查回应，综合衡量相关因素。

3.区分追缴税款与加收滞纳金。前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后者还需考察主观样态，应分别审查。

本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在肯定税务机关依法追缴税款的同时，确立了滞纳金加收须以纳税人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的司法规则。

对于纳税人，“不懂法”不能成为不纳税的理由，税款本金必须补缴。但在政策模糊、税务机关长期未履行监管职责、纳税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下，巨额滞纳金并非不可撼动。

对于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与加收滞纳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应防止“拖延监管、一次性追缴多年并加收重额滞纳金”的做法。

“过罚相当”是法治的基本精神，这份判决为税务执法中的“温度”与“尺度”提供了生动的司法注脚。

——本文根据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6行终522号行政判决书整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