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税收的宏大叙事面前，一种危险而短视的观点时有浮现：为确保国库充盈，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可以适当放松对税务稽查权力的依法制约。此论调看似心怀“大局”，实则潜藏着巨大的法治危机与社会风险。它将国家权益与公民权利对立起来，无异于一种“饮鸩止渴”的正义，最终必将损害税收的根基，背离法治国家的初心。

首先，此论调误解了国家税收权益的真正内涵，陷入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功利主义陷阱。 国家税收的正当性，不仅来源于财政需求，更源于其征收过程的公平、公正与合法。倘若为了追缴税款而纵容权力逾越法律的边界，即便一时增加了国库收入，其代价却是对法律尊严的致命侵蚀。这正如《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所力图构建的，通过“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环节分离、严格的证据规则与高阶审批程序，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若为效率而松开这些“缰绳”，稽查权便可能异化为脱缰的野马，其造成的权力创伤，远非一笔税款所能弥补。程序正义并非阻碍目标的绊脚石，而是防止权力堕入野蛮与任性的守护神。

其次，此论调严重低估了权力失控的破坏力，忽视了“掠夺型稽查”对经济生态与社会信心的毁灭性打击。 一旦权力的约束被放松，“为了国家”很容易沦为个别执法者滥用职权、寻租设租的华丽借口。届时，选择性执法、过度稽查、非法取证等现象将层出不穷。试想，若稽查人员可随意调取企业账簿而无需严格审批，可因“案情需要”而无限期延长调查，可无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而独断专行，哪一个市场主体能不感到恐惧？营商环境的核心是稳定与公平的预期，而失去制约的权力，正是这种预期的最大破坏者。它驱赶的不仅是当下的资本，更是未来的信心，最终导致税基的萎缩，这与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的初衷背道而驰。

再者，此论调割裂了国家与公民的法治契约，动摇了税收法定的根基。 现代税收关系本质上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基于法律的契约。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则承诺依法、公平地用税与征税。对稽查权力的约束，正是这份契约的关键条款，是保障纳税人权利不受公权任意侵犯的护身符。若为短期利益单方面撕毁这一条款，将引发纳税人的普遍不信任与抵触情绪，从而推高税收征管成本，甚至诱发普遍的逃税动机。反之，一个程序严谨、权力受限、权利受尊重的稽查体系，才能培养公民自觉的税收遵从度，这才是国家税收长远、稳定、健康发展的不竭源泉。

综上所述，“国家税权至上，放松权力制约”的观点，是一种法治意识淡薄、缺乏历史眼光的谬误。 真正的税收强国，依靠的绝非是权力的蛮横，而是制度的精密、程序的公正与权利的保障。约束稽查权力，非但不是税收工作的“绊脚石”，恰恰是其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治的轨道，才是国家税收权益得以真正、持久实现的唯一通途。任何试图挣脱这一轨道的尝试，终将如饮鸩止渴，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