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在经济结构上呈现“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特点，虽然快速扩大了投资和对外贸易，并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对内，资源向企业和政府转移，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偏低；对外，国内无法消纳的产能向国外输出，加剧了贸易冲突。近日研读了兰小欢的著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该书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国内经济失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值得跟大家分享，期望帮助大家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时代，深刻理解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实践，更好地把握世界经济的发展脉搏。

一、国内经济失衡：消费不足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最突出的特征。居民消费等于收入减去储蓄，所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写成下面这个公式。从这个公式中来看，居民消费占比的下降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上升了，二是GDP中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下降了。

相比欧美日等国，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算是很高的，可能中国人历来节俭，舍不得花钱，但这么说太笼统了，还得从经济环境来看，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民生支出不足和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计划生育后，孩子数量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育儿支出，但随着这部分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城市化大潮、商品房改革和房价上涨，使得他们不仅要攒钱买房、结婚、培养下一代，还要开始分担多位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养老和医疗支出，储蓄率攀升。其次是房价上涨，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的城市化背景下，在土地供应受限的地区，房价上涨快，房价上涨可能会增加有房者的财富，但大多数房主只有一套房，变现能力有限，房价上涨整体上还是拉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最后是民生支出不足，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大量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民生支出如公立教育、卫生支出等支出明显不足，同时因为体制原因，市场化供给受限且服务价格偏高，所以家庭需要提高储蓄以应对相应支出。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因为储蓄率高，也是因为确实没钱。工业化进程初期，地方政府扶持大项目，刺激企业加大资本投入，劳动所得占总产出的占比相对于资本下降。后来服务业逐渐兴起，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工业，又推动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升。但如今，各种信息技术让机器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对劳动的替代性越来越高，机器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下降后，理论上会继续挤出劳动力，企业会更加偏向资本投入。也就是说，居民收入通过政府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企业变成了厂房和机器设备等，而居民对于汽车、家电等消费品的占比则相对下降。

二、外部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冲突

因为我国消费占比过低，纵然极高的投资率也还是无法完全消纳所有产出，所以剩余必须对外出口。我国常年出口大于进口（又称顺差），也就意味着必然有其他国家的进口常年大于出口（又称逆差），其中主要是美国。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从21世纪初的四分之一上升到最近几年的五成六成，所以美国虽然与多国有贸易冲突，但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

一方面是就业冲击，美媒常提“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因为2001年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加速下滑。从数据看似乎的确如此，但从1970年-2013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左右，也就是说制造业工人虽然少了，但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然而在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这些道理没人听，不少美国人普遍认为“全球化”是祸根，“贸易保护 ”是良方。

另一方面是技术冲击，相对于就业冲击，这才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制造业是科技创新之本，美国研发支出和公司专利技术的六七成来自于制造业，但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又过10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美国，据预测，2025年我国国际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也会超过美国。虽然数量指标不能完全代表质量，但在工业和科技领域，没有数量做基础，也谈不上质量。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再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专利，对于一个后期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正确的方式。从先进国的角度来看，对它的模仿和学习并不足以令其生畏，但在改进过程中融入不同体制以及与之伴生的不同思想和意识，恐怕难以接受，所以对华技术高压政策可能会持续下去。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借助巨大的投资和出口，几十年就成长为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过去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经济结构内外失衡严重，国际局势业日趋复杂，于是，2020年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上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