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油价再度“高烧”，近日有报道称，在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巨头的推动下，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方案。和成品油调价方案一同出台的还包括酝酿已久的燃油税。
　　针对这一说法，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丛明表示，“燃油税和成品油调价是两回事，不会同时推出。”但与此同时，丛明介绍说，“燃油税改革在我国比较迫切。”
　　中国的资源价格很早就被列入了改革规划之中，但是由于政策制定部门担心该项改革的推进会给社会造成冲击，所以一直是处于引而不发的状态。随之而来的却是，能源价格改革延迟所造成的弊病越来越明显。
　　由于资源价格出现人为压低的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源使用的软约束之上。央行去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我国资源价格基本上只反映了开发成本，没有包含环境破坏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也没有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致使资源价格偏低。
　　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源类产品定价偏低的结果就是鼓励人们滥用和浪费资源，由此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典型结构性矛盾，即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而作为健康动力的消费需求却始终不旺盛。所谓的信贷投放规模过大、经济增长很容易就会出现过热，其背后的动因皆与此有关。由此，中国的资源改革就陷入了“鸡和蛋，孰先孰后”的尴尬怪圈：资源定价过低导致经济容易过热，而经济过热的时期往往会伴随着通货膨胀，此时此刻若要再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势必形成价格通胀的压力，因此只好一再推迟实施，从而又成为下一次经济过热的动因。
　　煤电联动是另外一个例子。面对成本的不断激增，电力企业也向发改委递交了涨价申请。就以电价为例，根据2005年我国实施的煤电联动政策，如果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相应电价也应做调整。煤炭行业协会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与上一周期相比，全国电煤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了13%.电价迟迟未能按照既定方案上调，导致电力企业成本开支激增。
　　而油企要求提高油价也是同一个理由。但遗憾的是，面对7月份5.6%的CPI涨幅，以及各界预测8月份将超过6%的涨幅，发改委不得不选择了压下提价申请。同样，发改委早已记录在案的下半年推出资源价格改革的计划，也随之悄然推迟。或许，此次的改革推迟，又会为下一次经济过热的走势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资源价格改革问题所涉及的循环对于经济运行负面影响很深。如此的链条循环往复，该如何破解？历史经验证明，推进价格改革，果断要优于迟疑不决。
　　就以燃油税改革为例，相关管理部门一直期望把油价长期低于60美元/桶，作为推进燃油税改革的有利时机，甚至不惜为此而一再等待。但遗憾的是，以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态势，加上国际炒家假借中国因素等恶炒油价的投机举动，我们所期盼的低油价状况却越来越难以出现，能源消耗和价格倒挂问题越来越突出。
　　另一方面燃油税改革作为最有效的财政调节手段之一，本身正是一项以提高油品价格来控制消费总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财政政策。国际经验表明，推行燃油税不但可以推动汽车节油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国家筹集交通维护经费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我国海南省的试点看，燃油税的征收确实促进了道路畅通，提高了车辆的运行效率，起到了节能降污的目的。如今，出于节能降耗目的的燃油税改革却被一再推迟，着实令人遗憾。
　　当然，在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之前，理应提前做好提价后的收益分配方案，特别是要针对低收入家庭做好相应的补贴措施。但是，这些利益分配的问题只是改革之后的附属问题，并不应当成为阻碍改革推进的瓶颈。让价格机制在资源利用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