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国务院以第826号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增值税法》的核心配套法规，本次修订是税收法定原则在增值税领域的深度落地，通过对征求意见稿的精准优化，实现了课税要素明确性、政策弹性设计与实质课税原则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国增值税制度从“暂行规范”向“法治化定型”的关键跨越。

相比征求意见稿，《条例》在理论层面的精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立法技术的精进，二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深化，三是政策目标的精准化与弹性化。

一、立法技术的精进：从模糊表述到精准规范

立法技术的完善是本次条例修订的核心特征之一，体现了法律语言的严谨性与逻辑结构的优化：

1、用词精准化

将“行政单位”调整为“行政机关”（总则第三条），贴合《公务员法》等上位法的规范术语，避免概念歧义；

把“注明销售额”改为“列明销售额”（总则第五条），强化发票内容的规范性要求，符合税收征管的法定形式要件；

跨境技术转让税率零的条件从“完全在境外消费”改为“完全在境外使用”（税率第九条），适配无形资产“使用而非消费”的特性，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

2、结构优化与冗余删除

删除征求意见稿中残疾人个人服务的定义条款（税收优惠第三十条），因该内容已可通过增值税法直接推导，简化法律文本；

补充服务类型的具体列举（总则第二条新增信息技术、文化体育等服务），使应税范围的逻辑层级更清晰，减少自由裁量空间。

3、逻辑一致性强化

混合用途资产抵扣规则从“公式计算”改为“销售额占比”（应纳税额第二十三条），与增值税法的计税逻辑保持一致，避免特殊规则导致的体系冲突。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深化：课税要素明确与权限法定

本次修订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从要素明确性、权限法定化两方面强化法治约束：

1、课税要素的明确性

将出口货物的“其他情形”细化为“视同出口的货物”（税率第八条），明确课税对象范围，符合税收法定中“课税要素法定、明确”的要求；

非应税交易抵扣条件新增“取得经济利益+不属于增值税法第六条情形”的双重标准（应纳税额第二十二条），清晰界定不得抵扣的边界，减少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

2、权限配置的法定化

货物、服务等具体范围的确定机制从“主管部门确定”调整为“主管部门提出→国务院批准”（总则第二条），将税收要素的最终决定权收归国务院，符合税收法定中“税收基本制度由法律或授权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划分原则；

出口退（免）税的操作办法明确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征收管理第五十一条），强化行政规章的授权依据，避免越权立法。

三、政策目标的精准化与弹性化：兼顾公平、效率与调控灵活性

修订后的条例更精准地实现政策目标，同时增强政策的动态调整能力：

1、社会政策目标的精准调控

税收优惠中排除“营利性”美容医疗机构（税收优惠第二十七条），将政策支持范围限定于非营利性医疗服务，避免税收优惠的滥用，更精准地实现公共服务保障的社会目标；

将技工院校直接列入学历教育免税主体（税收优惠第三十条），替代原“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间接认定，强化对职业教育的定向支持，契合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导向。

2、经济政策的弹性调整

贷款服务进项抵扣从“不得”改为“暂不得”，并新增“适时评估政策效果”条款（应纳税额第二十一条），体现政策从刚性约束向弹性调控的转变，既保障当前财政收入稳定，又为未来经济形势变化预留调整空间；

出口退（免）税的“36个月期限”调整为“逾期未申报视同内销”（征收管理第四十八条），简化政策表述的同时，保持对出口行为的规范引导，兼顾税收征管与外贸便利化目标。

3、税收效率目标的体现

混合用途资产抵扣规则的简化（应纳税额第二十三条），通过减少复杂计算要求，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与税务机关征管成本，体现税收效率原则在立法中的落地。

本次条例修订从立法技术、税收法定到政策目标，均呈现出精细化、法治化、弹性化的趋势：立法上追求语言精准与逻辑自洽，法治上强化要素明确与权限法定，政策上兼顾当前与未来、公平与效率，为增值税法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也为现代税收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实践。

正式条例核心变化对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