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和家人去看了《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走出电影院都好久了，还在抒发观后的感想，还被那双向病魔下无助的人们伸出的援手所感动，对法律的无情不平，憎恶那卖高药价的制药厂，对最后的那慢慢滚动出的字幕感到欣慰。最近有消息称总理亲自督促，抗癌药列入采购目录，纳入医保等等，想必不会再有“买不起药而死”的问题了！

几天后有点冷静了，抛开专业不谈，“药神”似乎是在说这样一个逻辑，因为药价太高，患者只因没有能力承担可以延缓或者治疗疾病的高药价，所以处在宝贵的生命难以维系的边缘，患者抗议正版药价格卖的太高，但是人家还是不低价卖，为了给这些患者以希望，能够吃得起药，善良正义出现，冒着风险违规低价进口疗效相同的仿药，以低价（或者无差价）无私的供给患者，患者负担得起药价，生命得以延续，同情、善良、正义得到了彰显，但是总有人的权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正版药开始投诉；法律无情，定要阻止这种“英雄”行为，正义善良成了罪犯，代表正义的法律黯然失色，这种情感与现实、法律与人情、生命与金钱的冲突演绎把人感动地稀里哗啦。

代表正义善良的人应该成为英雄，怎么能成罪犯，最后字幕给出的结果因那个救命的药纳入医保，人们松了一口气，才愿意离开影院，那种愤然不平的心，才找到了慰藉。

看来都是药价高惹的祸，那就从药说起，如果没有电影中所说的那个药——“格列宁”，压根还没有研发出这种药怎么办？就不存在所谓高价、价低，那么也就丧失了生的希望，看来这个药还是给了患者生的可能和希望，只是价格有点高，那么为何不价格低一点呢？那就降低，但是想想除非不要钱，否则还是有买不起的，吃不起的。那就免费，但是行吗？随便翻了一下，一种抗癌药，就拿电影中的“格列宁”说，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它的“出生”整整耗费了50年，药企投资超过50亿美元，差不多要300多亿人民币，就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要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每人支付25块多。开玩笑，药效好，研发出药的代价也不菲呀！如果没有收益，如果法律不保护科学家研究的研究成果，不保护企业生产的利益，谁投入？会不会有这样的药问世？怕是患者生的希望也就没有了！何况还有更多的病现在无药可医，还眼巴巴的等着他们去研究生产呢！看来药企并没有错。

我们再看一下患者，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头疼脑热算是幸运，大病大灾不降临算是幸运，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不幸往往就会随机的降临，病魔缠身，生命不知不觉和一种奇特的药联系在了一起，这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因为很多病魔我们还没有抵御它的手段，谁都有生病的可能，生命无价，不能因为药价而眼睁睁的看着患者死去，不能看着无助的患者不伸出援手。万一是自己呢，万一是自己的亲人呢？生命无价、都会患病，这就是同情心，也是患者理应得到帮助的理由。

英雄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不计个人得失，以帮助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为己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冒着犯罪坐牢的风险，把疗效好价格低的限定销售范围的药弄来，千方百计的送到患者手上，这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吗？是的，这种情怀符合我们的社会价值观。

以上三者显然构成了一个矛盾冲突，一方需要低价药救命，一方不卖低价，第三方从不卖低价的一方弄来，给了要救命的一方。

看来谁都没错，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一想就明白了，是制度！如果制度规定要国家投入研发，免费发放，或者政府采购免费或者低价给患者，或者纳入医保报销了，最好大家成了一家了，不分彼此，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国家或者政府就是制度的制定者，有了这样的制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显然不是，有句不破的真理，世上没有免费的误餐，解决问题需要成本或者是代价，也就是钱。国家也罢政府也好，没有办法不花钱就造出药，她花的钱也是国民纳税、缴纳保险收取的。无论制度怎么安排，是国家投资还是政府采购亦或是纳入医保，其实都是对利益的调整，国家投入或者采购我们姑且不说效率，那就必然增加税收或者其他什么名目的税收，或者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比如医疗、教育等等，无论是增加税收还是减少公益性的支出，其实受益人是患者而损失的人是非患者；如果是纳入医疗保险，在不增加医保收取比例的情况下，医保收入就这么多，用到了增加的项目就减少了用在其他项目的数目，也就是电影所说的患者受益了而其他的人员会因此受损，如果增加了医保缴费，相当于缴纳增加医保费的人共同为患者买单。

无论是电影中还是现实中，程勇都是英雄，引起了人们对制度的思考，推进制度的完善，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取舍，需要权衡的智慧，需要更多地宽容，制度说起来容易，但是一旦选择确定照样会有成本，世上没有免费的误餐。

以上这些冷静的分析感觉很是无情，因为老婆都已经不和我说话了......

在严肃的生命问题上，喋喋不休的谈什么利益，说什么钱？！

不谈就不存在钱的问题吗？之所以出来个《我不是药神》，不就是因为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