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演讲是在我第一次见到维克多?帕尔米耶里时所做的。我将谈论特朗普的政治集团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会按时的，非常努力的跟进我们建设预算的真实性，因为我知道银行害怕成本超支，这甚至会毁掉一笔好贷款。我们将向这些银行家展示我计划建造的这座巨大辉煌的新酒店的图纸和模型。我们会讨论这项工作将如何改变周围的环境，如何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我们继续谈论那个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凯悦集团，我们甚至还会提到我们希望从这座城市获得的减税优惠。最后一点通常会引起一些兴趣，但不幸的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在我们进行融资之前，这个城市对讨论减税问题并不感兴趣。然而在没有减税的情况下，银行对谈论融资并不是很感兴趣。

最终，我们决定采取一种新的策略。意识到积极的方法不起作用，我们试着去处理他们的内疚和恐惧，以及他们的道德义务感。我们说：忘记我们,你应该感激纽约这座城市。这个城市陷入动乱，但它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是我们的城市，如果你不相信它，如果你不投资它，你怎么能指望它好转呢？如果你把几百万美元借给了第三世界国家和郊区的商场巨头，你对你自己的城市也应该负责，对吗?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家银行似乎准备好了答应。然后，在最后一刻，负责人提出了一些琐碎的技术问题，恰恰扼杀了整个交易。这个人就是我所谓的“体制人”，那种几乎没有感情的人。对他来说，这纯粹是一份工作，他想做的就是五点回家并忽略它。你最好用全部的激情与这种人打交道。当他说不的时候，有时你可以说服他放弃。你咆哮着并大声责骂，他以咆哮反击并骂回来，最后你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机器说不的时候，达成协议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给这个人讲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论点，他听了之后，依然没有退缩，也没有动摇。他只是很慢很坚定地说，“不不不，答案是否定的，唐纳德”。在那次经历之后，我记得我对亨利说:“让我们接受这笔交易吧。”但亨利拒绝妥协。他和我的律师杰瑞?施拉格，让我继续前进，我们继续跟进。

越来越明显的是，我想要获得融资的唯一途径是市政府是否会给我减税。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名为“商业投资激励政策”的项目上，这个项目于1975年初被采纳。它是在一个糟糕的市场基础上设计的，通过向开发商提供税收减免来鼓励商业发展。1975年中期，我决定接近这个城市，尽管当时还没有找到融资，但我仍然想更近一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荒谬的。我来到这儿，寻找这个领域上前所未有的税收削减，假设我得到税收消减，这个计划依旧可能破产。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比喻，这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扑克游戏，双方都没有很强的牌，所以双方都不得不虚张声势。到目前为止，如果我想要保持住信誉就不能轻易从这笔交易中脱身。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鼓励发展。

1975年10月，我第一次亲自在这座城市做成了项目。这个城市的经济正在亏损，而且迅速恶化。中央社区逐渐变成了贫民窟。凯悦酒店已经准备好要来纽约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几百万来建造一个新的酒店，除非这个城市能给我一些减免财产税的办法。

城市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同意组织一个高效伙伴关系的机制。这座城市将为我提供四十年的房产税减免。作为回报，我将向市政府支付每年的费用，以及酒店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这个机制相当复杂。首先，我将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宾州中央购买土地，其中600万美元将立即前往该市偿还欠税。然后我就以一美元把酒店卖给这座城市，然后他们把它租给我99年。我的房租以每年25万美元的价格开始，并以每年25万美元的价格涨到270万美元。另外，我还会为这个城市支付一定百分比的利润。最后，在我们达成交易的时候，我将按照酒店评估的价格支付相当于全部物业税的费用。

这一安排得到了纽约市的评估委员会的批准，该委员会于1975年12月下旬首次进行了审议。在会议前的一个星期，我去看维克多?帕尔米耶里，并解释说，如果他想让这座城市认真对待我们的减税这一问题，我们最好明确表明，这座城市陷入了严重的麻烦，而且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他同意了我的观点。12月12日，帕尔米耶里宣布，在1975年宾夕法尼亚中央在这块土地上损失了120万美元，预计1976年的损失将会更大，并打算在1976年6月30日之前永久关闭该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