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专家提议，对一些高档消费品征收奢侈税，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议。

　　中国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个妨碍社会和谐、发展的死结必须打开，是毫无争议的，问题是，征收奢侈税是很好的办法么？这样的办法究竟能治标，还是能治本？

　　毋庸讳言，社会分配不公的关键，首先是某些领域、部门和利益集团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垄断资源获取暴利，对普通大众构成资源上的不平等，通俗地说，就是“多占 ”；其次，个调税起征点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比例也低，加上高收入者收入不透明，相关监督、审计和个人资信机制不健全，导致税收这个调节的杠杆丧失了“以富济贫”的本来属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异化为“劫贫济富”，通俗地说，就是多占者反倒“少掏”。一进一出，收入差距自然也就出来了。

　　如果真的想“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打破某些领域、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怪圈，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如果认为应该采用税收调节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最基本的那根税收杠杆——个调税上做文章，只要个调税能让低收入者享受低税、免税和退税，让高收入者承担累进税，削峰填谷，贫富悬殊自然缓解，仇富心态也会因富人承担更多纳税义务，而自然得到有效调和。

　　回避这些虽然难度大、“雷区”多，但能切实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在奢侈税上下功夫，显然是不妥当的。

　　首先，奢侈品同样是商品，且是高附加值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仅是“炫富”的手段，更是创造众多就业机会，养活许多工薪阶层的产业，通过征收奢侈税去调节贫富差距，富人只需放弃在国内消费，改为去国外消费，就可继续过着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而相关产业的萎缩，却只能让许多中低收入者丢掉饭碗，让贫富差距变得更加悬殊。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富豪慑于高税收，而真的放弃高消费，低收入者又如何能从中得到哪怕一分一厘的收益？

　　其次，奢侈品的定义含混不清。一些学者所罗列的奢侈品，包括购买豪宅、名牌轿车；购买高档家具、名牌手表、高级化妆品、消费高级餐饮、高级保健品、饲养宠物(包括宠物食品和宠物医疗等)、高级休闲、高级娱乐、高级体育和保健，等等，可什么叫“名牌轿车”、“高级餐饮”？“普桑”这样的“名门之后”算不算“ 名牌”？可口可乐这样的“名家产品”、“国际品牌”算不算“高级餐饮”？况且，饲养宠物也不是富豪的专利，邻院阿姐或许养了一只土猫，民工孩子或许养了一火柴盒蚕宝宝，甚至街头流浪汉也有养狗的，难道也要交奢侈税？更何况，在中国，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挂钩，那些真正该被调控者往往拥有更多规避手段和资源，如将“高级休闲”包装成办公开支，把“高级娱乐”包装成公务旅行等，反倒是那些偶尔“开开洋荤”的普通劳动者，听一场音乐会，陪孩子去一趟海洋公园还愿，都可能被奢侈税击中，而要支付更多费用，如此“调控”，到底是想调控富人，还是想调控穷人？

　　道理是明摆着的，贫富差距民怨极大，调节势在必行，但奢侈税的征收，却是个既不能治标、又不能治本的“茅招”，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必须从打破垄断行业暴利，和强化个调税杠杆作用入手，回避这些主要矛盾的任何所谓“偏方”，都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甚至雪上加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