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塞万提斯活在今天，他的简历上大概会有一行不太好解释的记录：“曾任税吏十五年，因银行倒闭入狱，在狱中构思出一部世界名著。”这听起来像段子，却几乎就是事实。 

一个“不合适”的税务员

1580年，被海盗俘虏五年的塞万提斯被家人赎回西班牙。英雄归来的光环很快褪去，等待他的是贫困。为谋生计，他于1587年接受了皇家军需官的职务，负责为无敌舰队采购小麦和油料。这份工作让他常年奔波于安达卢西亚的村镇之间，挨家挨户征收物资，亲身体会了底层的困顿，也得罪了不少人。 

他的“不合时宜”很快就显现出来。当时教会和权贵享有种种免税或减税特权，塞万提斯却按规定强征了厄西哈大教堂讲经师囤积的麦子，用来抵补贫苦百姓无力缴纳的份额。结果教会毫不客气：将他逐出教门。一个税务员为了替穷人补上税，被教会开除了教籍，这在荒诞程度上已经离堂吉诃德的世界不远了。 

1594年，他转任格拉纳达税吏，职责变成了追缴拖欠的税款，挨家挨户收钱。这份差事比军需官更不讨好，他夹在催逼税款的政府和穷得叮当响的纳税人之间，两头受气。 

银行倒了，税吏进了牢 

真正把他送进监狱的，不是贪污，而是一次银行破产。

1597年，塞万提斯把收来的税款存入了塞维利亚的一家银行。银行倒闭了，钱取不出来，税款无法上缴国库。账面上出现了大约2641雷亚尔的亏空。当局随即在账目中发现了“违规行为”，以“挪用公款”的嫌疑将他投入塞维利亚皇家监狱。 

一些文献直言这是一次“不公正的监禁”。他的问题更像是账目不清和运气太差，而非蓄意侵吞。但不管怎样，一个税务员因为存钱的银行跑路而背上了贪污罪名，这件事本身的讽刺意味，足以成为文学素材。 

监狱里“孕育”的巨著 

在塞维利亚监狱度过的那几个月，成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因祸得福”。

《堂吉诃德》序言里，塞万提斯这样形容这部作品的诞生：它是在“条件恶劣、噪声扰人的监狱里出生的婴儿”，“干瘪、任性、满脑子都是他人想象不到的奇思怪想”。他没有明说是在狱中写成了全书，还是仅仅在铁窗后面萌生了那个骑着瘦马、冲向风车的骑士形象，但可以确定的是，正是这段税务生涯的狼狈与牢狱的困顿，为他提供了旁观西班牙社会众生相的最佳位置。 

一个被教会驱逐的税务员，一个因银行倒闭入狱的倒霉公务员，最终写出了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税务工作教会他的，或许恰恰是堂吉诃德最缺乏的东西：看清现实的残酷，然后仍然选择用某种方式“行侠仗义”——只不过塞万提斯用的不是长矛，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