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东媒体近日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提议，广东应试行提高个税起征点，广州提高到3000元，深圳提高到3500元。而广东省地税局近日对政协提案的答复中说，根据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分别处理调整纳税起征点的建议有合理性。广东有关部门将向中央建议，对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浮动机制。可以这么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呼吁，声调已骤然抬高。

　　这也难怪，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多已超过2000元，个税起征点若不调整，他们也要成个税“调节”对象了；近来京沪深等地房租普涨，北京普通住宅平均租赁水平达2947元/月，已超过2009年北京应届毕业生月均工资2472元，不少人连交房租都难，却必须要先缴个税。这些现实情况无疑背离了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缩短贫富差距”的使命与宗旨。

　　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在倒逼工资水平的普涨，这个大趋势已经形成。与之相关联，工资水平上涨也必将倒逼个税起征点的上调，这个趋势也在形成。虽然今年有关部门有过“个税标准暂不调整”的表态，但这个“定调”正在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与挑战。

　　个税制自建立30年来鲜有重大变革。这与一些人观念的保守有关。从之前关于个税起征点是不是该调整问题的讨论情况来看，反对者一是反对“地方差别”、坚持生硬地一刀切，以国际惯例之名，行便于管理之实；二是反对提高起征点，认为这会导致国家少收很多税，而国家税收少了用之于民的钱就少了，倒霉的是低收入者，得利的是高收入者；反对者最有力的说法是，呼吁提高起征点是短视之举，真正的改革，是应该推出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

　　其实，反对者们的这些提法，或者在理论上或者在现实中，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从理论上说，任何标准的适应性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刀切，也不可能永远不变。不能因时而变的个税必然要将农民工纳入纳税对象，必然会导致起征点低过房租的情况。个税标准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制定与推行，如果既不符合普遍的哲学原理，又不能与当前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的标准必然要走进死胡同。

　　至于推行综合税制的改革，那不过是画饼充饥的想法。试想，在连财产登记与官员财产申报都难实现的条件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综合税制何以立足？与其去空谈一个乌托邦，为何不先脚踏实地，先将起征点调到合理的水平再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个税过低的起征标准，可能带来“税负过高”疑问，这种质疑会带来社会的风险。税负过高一直是经济学普遍反对的，因为与其麻烦政府千方百计从民众手上将钱先收上去，然后再经过众多不透明环节部分地返还给民众，当然不如直接藏富于民有效率——每一个人其实比政府更懂得如何对自己的钱进行精打细算。从社科院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城镇人均月收入已达到2435元，超出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标准，但“人人缴纳个税”却非社会之福。

　　让人有所期待的是，眼下中央高层已频吹收入分配改革之风，重点是拟让利于民，减轻税负，促进消费。从这些风向来看，个税起征点标准的调整，已为时不远。